蒙特利尔游泳馆的顶灯在凌晨两点依然明亮，18岁的全红婵蹲在跳台边，指尖反复摩挲着泳衣边缘的褶皱。她刚结束207C动作的第三次试跳，成绩单上的数字像根细针，扎得眼眶发酸。转角处传来熟悉的脚步声，陈若琳抱着一桶冰水走过来，发梢还沾着训练馆的潮气：“走，去湖边转转？”
发育关不是坎，是道需要两个人一起跨的沟
全红婵东京夺冠那会儿，还是个能啃着冰棒学动作的小姑娘。可这两年，身高从143窜到160，体重涨了8公斤，曾经“入水如蜻蜓点水”的轻盈感，慢慢变成了“身上像绑了沙袋”的沉。陈若琳第一次见她躲在器材室抹眼泪，是因为偷吃了半块西瓜——那天她举着电子秤，屏幕上的数字比规定值多了0.3公斤，嘴唇抿得发白：“琳姐，我就舔了两口。”
陈若琳没说话，转身从包里掏出个小本子。翻开全是密密麻麻的记录：“5月3日，早餐鸡蛋1个 全麦面包；5月4日，训练后加练10组深蹲……”她指着最后一页：“你看，我当年发育关时，比你还多挨了两斤。那时候教练让我每天只喝温水，我馋得偷喝了口可乐，被罚在跳台上蛙跳了二十圈。”
展开剩余73%那些藏在严厉里的甜，比糖罐还满
现在的陈若琳，手机里存着上百张全红婵的“黑照”：有蹲在台阶上啃馒头的，有被体能训练累到瘫在地上的，还有偷偷把零食塞进护腕里的。但她更珍惜那些“不务正业”的时刻——训练完骑电动车送全红婵回宿舍，风把小姑娘的刘海吹成鸡窝，她会伸手帮着理整齐；全红婵生日收到0.01元的“520”红包，她举着手机笑骂“小财迷”，转身就订了份加双蛋的外卖；甚至有次全红婵因为失误躲在更衣室哭，她翻遍整个场馆找到人，结果两人抱着器材箱聊了半宿湛江的荔枝。
“她总说我像亲姐，其实我更像她妈。”陈若琳有次接受采访时红了眼眶，“有天半夜两点，我起来上厕所，看见她蹲在体重秤上哭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说‘琳姐，我今天多吃了口米饭，明天肯定跳不好’。我就蹲下来跟她一起哭，哭完告诉她：‘你跳不好的时候，我陪你练；你饿的时候，我给你留饭；你要是放弃，我就陪你重新开始。’”
跳水队的“传帮带”，是把伤疤变成勋章
中国跳水队的荣誉室里，挂着无数块金牌，也藏着无数道伤疤。伏明霞12岁进国家队，因为发育关躲在厕所哭；郭晶晶15岁第一次参加世锦赛，跳板压得膝盖淤青；陈若琳自己19岁拿奥运冠军时，也因为颈椎劳损疼得整夜睡不着。但这些伤疤，最后都成了传承的印记。
“我刚接手全红婵时，周继红领队跟我说：‘她是个好苗子，但需要有人把她从‘天才’变成‘冠军’。”陈若琳摸着手腕上的旧伤——那是她当运动员时，每天加练几百次入水留下的，“我想，当年我的教练也是这么对我的。现在轮到我了，我不能让她走我走过的弯路。”
巴黎的泳池在等，而她们已经出发
最近训练馆的公告栏上，多了张新的进度表：全红婵的207C动作成功率从78%提到了89%，体脂率降到了运动员理想范围，连陈若琳都发朋友圈调侃：“我家小徒弟终于学会和体重秤做朋友了。”但没人知道，为了这11%的进步，她们熬了多少个夜——全红婵膝盖贴着膏药加练五百次入水，陈若琳蹲在池边记动作细节，手机里存着上千条训练录像。
“有人问我，现在全红婵成绩稳定了，是不是该松松弦？”陈若琳蹲在全红婵身边，帮她调整跳台上的脚位，“可我记得2016年里约，我带的小队员因为松懈丢了奖牌。我对她说：‘冠军不是终点，是下一个起点的标记。’现在我把这句话，说给我的小徒弟听。”
窗外的月光洒在跳台上，全红婵突然转头对陈若琳笑：“琳姐，等我拿了巴黎的金牌，你要陪我去吃湛江的荔枝吗？”陈若琳摸了摸她的头：“等你拿了，我不仅陪你去吃，还要把你爱吃的那棵树包下来。”
这就是中国跳水的故事，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传奇，只有师徒俩蹲在跳台边数星星的夜晚，只有体重秤旁偷偷抹泪又互相打气的瞬间，只有把“天才”打磨成“冠军”的耐心和坚持。或许有人会问，这样的传承会不会太苦？可看看全红婵眼里跳动的光，看看陈若琳手机里存满的训练视频，你就会明白——所谓“梦之队”，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一代又一代人，用汗水、眼泪和彼此的扶持，一点点堆起来的。
下个月的巴黎，当全红婵再次站上10米跳台，她身后站着的不仅是教练，更是中国跳水四十年的传承。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搬好小板凳，看这对师徒，把这池碧水，再跳出一片新的烟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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